主頁（http://www.by236.com）：無線電史話| 偷聽敵臺的日子

1970年代末，電臺是人們最重要的娛樂工具。與大陸電臺的音樂充斥著鏗鏘有力的豪邁歌曲相比，境外電臺傳出的鄧麗君的歌曲讓人們緊張的神經一下子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放松。

1978年，28歲的太原人郭俊明參軍入伍，在排長的收音機中，第一次從敵臺中聽到鄧麗君的歌聲。那時，收聽鄧麗君雖不像在“文革”期間那樣面臨勞教甚至判刑的風險，“但是被單位內部批評、處分甚至開除的風險還是有的”。

“那是多么溫柔的令人極其舒服的聲音啊。聽到的歌曲是《美酒加咖啡》和《何日君再來》。”郭俊明至今都忘不了第一次聽到鄧麗君歌聲時的感受。

郭俊明是一名通訊兵，參軍沒幾個月，通訊排的排長就帶著他收聽臺灣對大陸廣播的鄧麗君的歌曲。“排長是石家莊人，我是太原人，城市兵接受新事物比較快，身邊又都是先進的通訊設備，近水樓臺。”郭俊明回憶，開始一段時間，每當他聽到“中央廣播電臺，自由中國之聲為大陸同胞廣播，現在是《為您歌唱》”時，心中就一陣緊張，畢竟是“收聽敵臺”。但是看看排長和一起收聽的戰友們的坦然表情，他放下心來。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80年代初，中國大陸在很長一段時間把臺灣當作敵區，敵區的電臺就是敵臺，不管公開聽還是偷聽都是不被允許的。蘇聯和美國的對華廣播曾經也被當作敵臺。規矩的人即便調臺時偶然碰上，也有一種強烈的犯罪感。這時就要趕緊把頻道從敵臺中調開，有時關上收音機后，還要惴惴不安幾天。后來，郭俊明的戰友們有的偷偷把大小如磚頭的小錄音機帶到宿舍中，播放鄧麗君的磁帶，這些磁帶是一些在南方沿海有親戚朋友的戰友帶來的，都是翻錄的，效果不是很好。如果有團級以上領導來視察，戰友們就趕緊把錄音機和磁帶藏好。有時部隊去靶場拉練，士兵們坐在火車里十幾個小時才能到達，睡不著時郭俊明就和戰友們哼唱鄧麗君的《香港之夜》。

和郭俊明一樣，北京的盲文編輯李珍也是1978年第一次聽到鄧麗君的歌曲。李珍天生雙眼失明，1978年時她才16歲，在盲文學校上學，住在五四大街一個胡同中的大雜院里。有一天放學回家，走進院門，就聽到鄰居劉哥家里傳出的說不出來的美妙歌聲。“您聽的是什么啊？”李珍趴在劉哥的窗口問，劉哥告訴她，自己剛買了一臺“磚頭錄音機”，放的是臺灣歌星鄧麗君唱的歌曲磁帶，因為磁帶是托人翻錄的，不知道歌名，也沒有歌詞。李珍現在回憶，那可能是鄧麗君的專輯《小城故事》。從來不在生活上對父母提要求的李珍這次也忍不住要他們給自己買一臺“磚頭錄音機”。“給我買的這‘磚頭錄音機’不是特別好的，但是也花了將近100元，那時工人的月平均工資也就三四十塊錢。”李珍說，后來住校后家里還給她買了短波收音機，這樣每天晚上在宿舍里就能收聽臺灣和澳洲廣播電臺的歌曲節目了，鄧麗君的歌曲比重最大。

當時，臺灣對大陸的“自由中國之聲”廣播很多音樂元素。除了晚上6點播放的《為您歌唱》欄目，每個整點的節目開頭也都要播放10分鐘的歌曲，很多都是鄧麗君的，還有鳳飛飛和劉文正的。

“我有的同學被發現‘偷聽敵臺’，結果被老師批評了，我也被老師警告過。但是那時‘文革’已經結束，面臨改革開放，對這種‘罪行’的懲罰已經很輕了。”李珍回憶說。

比郭俊明和李珍都早，在黑龍江伊春公安局工作的董少華1975年就開始偷聽鄧麗君的歌曲了。現年60歲的董少華說，自己是在1975年一次修建國防工事的勞動中結識了幾名鄧麗君歌迷，從此迷上了鄧麗君的歌曲。“我們有時會聚在一起，通過短波收音機偷聽鄧麗君的歌曲。每當鄧麗君的歌聲從收音機中飄出時，大家都陶醉了。”

但是董少華們也沒有放松警惕，每次聚會時，他們都要把門窗關好，窗簾拉上，把聲音調得小小的，有時甚至要用耳朵貼在木頭殼子的收音機上。在公安局工作的董少華很清楚，這種行為一旦被發現，就有被判刑的可能。“聽到鄧麗君唱到美妙的地方，有的歌迷會激動得身體輕輕抖了起來，也可能是一種害怕。”

敵臺的音樂美妙而刺激，但總是被嚴重地干擾，聲音忽大忽小，有時都無法完整地聽一首歌。后來，人們發現，澳洲廣播電臺的華語節目非常清晰，甚至超過國內的一些廣播電臺。曾供職澳洲廣播電臺的著名主持人王恩禧說，正是因為澳洲廣播電臺沒有什么政治內容，以娛樂和旅游節目居多，幾乎沒有受到過大陸的干擾。澳洲電臺轉而成為人們收聽鄧麗君的最佳選擇。

王恩禧是早年鄧麗君歌曲在大陸傳播開來的關鍵人物。早在20世紀70年代，他就通過廣播節目為大陸聽眾介紹鄧麗君的歌，還曾先后四次采訪鄧麗君，其中兩次是面對面，兩次是電話連線。1978年，王恩禧在澳洲廣播電臺(簡稱“澳廣”)中文部創辦并主持《您喜愛的歌》節目，在這個以點歌為主的節目里，鄧麗君的很多歌曲一度成政治性很強，但為了吸引大陸聽眾，電臺設置了為點播率最高的曲目。

1981年秋天，王恩禧利用回臺灣的機會采訪了鄧麗君。鄧麗君完全沒有大牌明星的架子，平易近人，非常親切，認真回答每一個提問，還耐心為大陸聽眾簽名留念。

這次采訪在澳廣播出后，一下子收到了10萬多封聽眾來信，來信基本來自大陸，大都是表達對鄧麗君歌曲的鐘愛并索取簽名照片。由于來信太多，以至于王恩禧和他的同事們在節目里不得不懇請聽眾暫時不要來信了，因為當時澳廣每處理一封大陸來信需要花費1澳元。來信潮持續了兩三個月，盲人李珍也在那一次給澳廣寫信，并在廣播中得知自己得到了鄧麗君的簽名照。可惜，這張漂洋過海的照片最終沒寄到她手里，這成為她的終身遺憾。

隨后而來的1981年春節除夕夜，王恩禧透過電話與鄧麗君連線，向大陸聽眾拜年。1983年，鄧麗君的歌曲已經在大陸家喻戶曉，趁鄧麗君在美國巡回演出期間，王恩禧再次在節目中與她連線，報道演出的盛況。

王恩禧說：“1979年以前沒有一封大陸的聽眾來信，開放后一下子來了這么多。”王恩禧身處收音機的另一端，廣播人的獨特身份讓他親眼目睹了鄧麗君在大陸通過小小的收音機流傳開來的全過程。他認為，中國大陸從清一色的樣板戲過渡到豐富多元的聽覺選擇的過程中，鄧麗君擔當了非常獨特的關鍵角色，沒有哪個華人歌手在那個轉折點上對中國人產生這么巨大的影響。她讓人們首先從收音機里找到了聽歌的樂趣，拋開了意識形態的束縛，找回了音樂本該有的功能。

而在臺灣，鄧麗君的音樂則以另一種方式與政治緊密捆綁在一起。1979年開始，臺灣“中央廣播電臺”開辟對大陸聽眾廣播的《鄧麗君時間》節目，這個節目每周播出6次，每次25分鐘。1995年鄧麗君去世后，節目才停播。這樣的播出方式有政治因素，只不過是柔性的政治宣傳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