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http://www.by236.com）：TD風雨20年：中國須向美國學習大戰略和大局觀 一 國際電信標準是咋回事？ 當年作為通信專業的學生，我曾長期困惑一個問題，為什么同一項通信技術總會有美國和歐洲兩種國際標準？例如電話語音的數字化就有歐洲A律和美國u（謬）律兩種。學習后發現，兩種標準的技術原理是一樣的，但基礎性的參數被故意搞得不同，而標準參數的不同就導致了遵循不同標準的設備之間不能互通互聯。 國際電信聯盟規定，在A律和u律兩種設備互聯時，u律應做轉換成A律。中國遵循的是歐洲A律，日本遵循的是美國u律，我當時挺高興的，覺得中國跟從了主流，但就不明白了，明擺著國際互聯時u律標準更麻煩，為什么日本還要跟著美國跑？全世界人民都用A律不就得了，為什么美國非得搞個u律出來攪A律的局？還有個疑問，很多國際通信標準明明是以企業為主導提出來的，為什么不叫摩托羅拉標準、愛立信標準？而是被叫為美標和歐標？ 在通信企業界長期流傳著一句話：一流的賣標準，二流的賣產品、三流的賣服務，只有技術最強實力最雄厚的團隊才能搞標準研究，只有征服了國際電信聯盟專家的提案才有可能成為國際標準。國際標準首先是個專利集，有大量原創性的技術規范，甚至在標準外圍還有不少支撐性技術。標準提出方自然就成為了該技術的主導者和長期獲利者，標準中的基礎性專利是很難繞開的，專利授權坑是一個接一個的，想玩大了還不掉坑里是不可能的，要接著玩就得乖乖地大把掏錢。 美國技術全球領先，提出了非常多的國際電信標準，極大地推動了全球通信業的發展，為人類社會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美國人并不是活雷鋒，壟斷國際電信標準的目的還是為了自己獲利，而制定國際電信標準的門檻又很高，高新技術和雄厚資金缺一不可，甭說亞非國家了，就是單個的歐洲國家都沒一家能與美國抗衡，于是歐洲國家抱團取暖，合力成為了國際電信標準的另一極。 如果沒有企業去研究和推廣，那標準就是一疊子廢紙，在標準的實施過程中，國家的力量非常明顯。簡單地說，那就是自己人幫自己人，美標一出來，摩托羅拉肯定宣布支持，并會應用到全線產品中，而歐標一問世，愛立信和諾基亞當然也會力挺，這些巨頭企業的支持，才是標準產生真正影響力的前提和關鍵。 總而言之，標準就是行業的燈塔和指南針，誰掌握了標準誰就能引領行業的發展，這是長期獲利持續發續的國際保證，但制定標準的門檻是極高的，不僅要有大量原創性技術，還得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去推。國際電信聯盟專家是來自全球的頂級技術行家，他們審核通過的國際電信標準都是好的，但好的標準也得有巨頭企業去研究和推廣，得不到推廣的好標準過幾年也就爛掉了。提請國際標準特別是劃代的關鍵性標準，遠遠不是一個企業內部事務，背后都有著國家的力量，甚至是一堆抱團國家的力量。 二 TD標準的由來 1985年7月，七個人在美國雅各布博士的家里議事，最終達成一致意見，決定創建高通公司，一家靠賣標準獲利的一流公司就這樣誕生了。公司成立后不出幾年就擁有了約4000項的CDMA相關專利，而且很多被國際電信聯盟采納，其盈利手段就是給全球100多家通信設備制造商進行專利授權，賺的可謂是盆滿缽盈。
從2G時代開始，中國就因缺乏自身的技術專利而支付了巨額的專利費，更因為中國人基數龐大，從而顯得更加地肉痛，成千上萬的員工在巨型工廠苦哈哈地干活，賺到的利潤自己能留下的很少，其實都是在給國外老板打工，這種痛不是小國家能夠體會到的。 賣標準的高通公司非常厲害，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就把3G標準跑馬圈地搞得差不多了，一道道的技術壁壘和一圈圈的專利陷阱都已建好，外人再難打入分得一杯羹。中國怎么辦？改革開放令國家經濟發展，政府手里有了倆錢后想法也多了膽子也大了，不想再跟著美國和歐洲屁股后面跑了，想在3G標準上撲騰一把。 在人家已經建好的壁壘和陷阱縫隙中撲騰肯定得死，必須得另辟蹊徑，中國選擇了“時分雙工”作為突破口，而當時被看好和進行專利經營的方向是“頻分雙工”，倒也不是“頻分”先天就比“時分”好，而是“頻分”具有繼承2G技術設備的優勢，而從天而降的時分令人不放心。 1997年4月，國際電信聯盟向世界各國發出征集函，征集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標準，要求全部提案在1998年6月30日之前提交。現在已經很強大的華為和中興，在當時主要是生產程控交換機，在移動通信標準上也沒經驗，這事就交給了大唐來辦，但咕唧了大半年也沒啥進展。
1998年1月的“香山會議”拍了板，4月30日前必須向國際電聯提交TD-SCDMA標準提案，還有三個月的時間，而八字只畫了一撇，中國手頭的專利不足以發起國際電信標準的申請，數量幾乎差了一半，于是盯上了西門子搞的TD-CDMA（注意沒有S），這套專利與我們搞的技術體制是一樣的。中國政府不差錢，整套地買了下來，結合自己搞的打了個包按時提交了申請，連滾帶爬地趕上了申請3G國際標準的末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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