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http://www.by236.com）：邱實:TD-SCDMA留下的四個教訓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各方面的進步和成績有目共睹。同時，我們也在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付了許多學費。獨立自主知識產權的TD-SCDMA就是一例。

　　教訓之一是以一國之力開發國際通信標準的做法不切實際。

　　1998年國際電聯征集3G方案，電信研究院希望在3G標準上有所作為。這個出發點沒錯，但我們忽略了中國當時的情況。當時中國在移動通信網絡的研發上沒有什么基礎和經驗。華為和中興也只是在剛剛開始介入GSM系統研發，仍然在學習階段。在這之前，中國的電信企業基本上沒有派人參加國際標準會議，中國的企業也沒有做國際標準的經驗。應該說，中國的電信企業當時還不具備獨立開發國際移動通信標準的能力，特別是當時我們對國際電信行業的發展規律和游戲規則即不熟悉也不理解。按常理說，我們應該很好地利用這個機會鼓勵中國的電信廠商與其他國際知名廠商和國際組織積極合作，在共同開發3G標準中學習、提升、發展和壯大。

　　一開始中國的方案由于先天的一些技術缺欠，并沒有得到ITU的認可。為了能讓TD-SCDMA進入3G標準，中方利用巨大的中國市場發展潛力為籌碼，借助中國政府的幫助，對其他電信設備制造商施加壓力，強迫他們接受中國的TD-SCDMA作為3G國際標準之一。

　　這樣做的一個后遺癥是它把中國的電信企業與國際同行對立起來，同時也使中國的3G標準在世界上處于孤立無援的地位。在3G標準的開發初期，全球沒有任何一個移動運營商對中國的3G標準表示興趣，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外的通信設備制造商有計劃開發中國3G標準的通訊設備。在3GPP的標準會議中，主推中國3G標準的公司就是西門子和大唐，華為和中興是在幾年后才開始的。其它公司的提案主要是出于專利保護的考慮，以防萬一中國政府執意在中國推廣中國3G，他們有足夠的專利與中國公司進行交換而不必為進入中國市場付額外的專利費。

　　其實，在3G標準開發的初期各公司幾乎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雖然中國公司的經驗和技術儲備較少，但是，如果中國政府能夠引導中國的電信企業與國際同行合作，在共同進行國際主流3G技術的研究和開發中，意識到我們的差距，積極進取并努力趕上的話，中國公司在移動通訊方面的技術儲備將遠不是現在的水平。

　　任何一項由國際電聯認可的3G（IMT-2000）國際標準備選技術都需要一個再開發、再創造過程才能成為一個可實際使用的真正的國際標準。這個標準化過程需要全球電信行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同時也會產生許多創新技術和專利。在通信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國際主流技術標準開發是集中了全球電信行業的經驗，智慧和財力的結果。那么，僅借一國之力開發出來的標準怎樣為之抗衡呢？中國是一個大國，但是與全行業抗爭并不是一個明智之舉。這種與國際主流技術抗衡的策略把許多中國的電信企業帶上了一條彎路。使他們無法在主流技術上與國際同行競爭。也使中國的電信企業失去了在3G標準的開發過程中，通過我們的技術創新，向國際電信行業證明我們自己的機會。

　　第二個教訓是TD-SCDMA作為國際移動通信標準的技術有缺欠，對此我們認識不足。

　　事實上，TD-SCDMA技術并不像大唐宣傳的那樣先進。首先，TDD代表時分雙工。自移動通信發明起，在移動通訊中都是采用頻分雙工（FDD）。TDD（時分雙工）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只是作為FDD（頻分雙工）的補充。其原因如下：

　　1）TDD頻譜不能連續地分配給不同的網絡運營商。在兩個相鄰運營商之間必須保留5MHz的隔離帶寬以避免相互干擾。這5MHz帶寬的隔離帶基本上不能用作它用，從而導致整體頻譜利用率下降；

　　2）TDD （時分雙工）的上下行帶寬不能靈活調整。如果需要調整，全網必須統一調整。因為，不同地區對帶寬的需求在同一時間是不一樣的，這就失去了靈活調整的意義。TDD系統不允許在相鄰的小區內采用不同的上下行帶寬。因為這將產生干擾使通信無法正常進行；

　　3）為避免干擾，TDD（時分雙工）系統上下行時隙需要精確對準，這就對系統的相位同步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從而導致系統的設計復雜成本提高；

　　4）中國的提案（SCDMA）包括8單元的智能天線技術。當時，智能天線技術并不成熟，設備結構復雜，也沒有規模商用的先例。一般的移動通信基站只需要兩臺無線收發信機。而大唐的方案卻需要8對無線收發信機；

　　5）3G通信系統的設計目標是寬帶通信，每個信道的帶寬為5MHz。而大唐的方案是基于1.25MHz的帶寬，與CDMA第二代移動通信系統的帶寬相同，與3G系統的設計目標有一定的差距。這就是為什么當時中國的提案在國際電聯不能得到支持的原因。

　　事實上，TD-SCDMA技術并不是大唐原創。它是源于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一個華裔教授徐廣涵的研究成果和一個華人初創公司（CWill）的無線本地環技術。采用TDD（時分雙工）并不是因為TDD（時分雙工）有任何優勢，只是因為用了智能天線技術，必須在同一頻率上進行行信道估算。

　　第三個教訓是電信產業政策對國家電信工業發展的影響非常重要，所以政策出臺必須謹慎。

　　由于產業方向性錯誤而對電信行業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的例子在第二代移動通信標準的制定中就有先例。例如，日本的第二代移動通信技術PHS，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小靈通。PHS在日本國內成功的主要原因是：

　　日本的消費者沒有其他選擇只能用PHS（小靈通）。小靈通可以在日本國內成功。但是，在國際市場上卻沒有任何生存的空間。日本在第二代移動通信系統上的決策導致了日本的電信制造行業只能在日本國內發展無法走出國門進入世界。直到現在，日本的電信制造業也沒法在國際移動電信市場上競爭。

　　中國的TD-SCDMA與日本的PHS（小靈通）處境完全不懂。中國已經改革開放，電信市場上已經有了國際主流技術。GSM已經在中國生根開花普遍應用。消費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和個人愛好選擇移動通信技術和運行商。市場決定了TD-SCDMA在中國不可能成功。盡管政府下了很大的賭注并投入了巨額資金。消費者不會因為這些因素去選擇中國3G。除非中國重新關閉電信市場只允許TD-SCDMA一種技術在中國市場提供移動服務，迫使中國的消費者沒有選擇的余地。市場經濟的結果就是優勝劣汰，這是市場規律。要想開放市場就必須遵循市場規律，允許市場規律發揮作用。

　　同樣的道理，美國的TDMA（D-AMPS）技術也沒有最后取得成功。雖然TDMA在美國、拉美、南美和其他一些地區成功地商用了十幾年，但最終還是在經濟規模效益上敗給了GSM和CDMA。高通公司的CDMA是除了GSM之外的第二個比較成功的移動通信技術。曾一度占有全球13%的移動通信市場份額。但最終也沒有能逃脫失敗的命運。市場還是選擇了經濟規模效益最好的主流通信技術。這些例子都說明：移動通信是一個全球市場，全球統一標準是發展方向。任何想獨出心裁另搞一套的努力都不會成功。這就市場規律。美國和日本是當時的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由于脫離了主流技術，違背了市場規律，最終只能是現在的結局。

　　教訓之四是尊重經濟規律才是推動中國的電信行業走向世界的正確之路。

　　由于我們對國際電信市場的發展變化認識不到位，對自主知識產權問題的理解不恰當，再加上一些人的誤導，我們把一個純粹的技術和市場問題上升到了是否愛國的政治高度。隨著民族主義情緒的推波助瀾，推動TDSCDMA產業化就成了一個打著中國自主知識產權旗號的政治事件。不愛國、不支持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帽子可以隨時扣到那些對TD-SCDMA有異議的人士頭上。正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反對的意見被壓制了。TD-SCDMA的推崇者們才能不顧技術和商業客觀事實地宣傳TDSCDMA的“先進性“。政府也才能堂而皇之地把TD-SCDMA強加在中國移動和消費者的頭上，并投入大量國有資金去提攜TDSCDMA的市場化，破壞了市場經濟自身對產業的平衡和調節作用。

　　對于一般的企業來說能盈利才能生存。所以，大部分企業會選擇相對容易的生存之道。TD-SCDMA恰恰為這些企業提供了這樣一個不必與世界電信市場強手競爭的，又可以生存的好機會。許多電信企業趨之若鶩，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TD-SCDMA的產品開發之中，并以各種方式游說政府繼續推動TD-SCDMA，把推動 “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路走下去。任何一個企業的資源和能力都是有限的。當把大部分的資源都投入到了非主流技術之后，在主流技術上的投入必然減少。這就是為什么大多數的國有電信設備制造商很難走出國門，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的原因。現在，中國移動為了擺脫自己的困境，強力推動TDD LTE的商用，同時停止對TD-SCDMA的繼續投資。這的確給一些國內的電信設備制造公司造成了一定的困擾。雖然TD-SCDMA與TDD-LTE都采用了在移動通信中非主流的TDD方式實現雙工通信，但是，它們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移動通信技術。這些公司必須重新學習，重新積累在TDD-LTE方面的技術和產品研發經驗。如果中國的企業要不斷地走這樣的彎路，那么我們什么時候才能真正的趕超世界水平呢？

　　既然改革開放的大門已經打開，我們必須向前走，與國際電信發展的大趨勢融為一體。不要再去回顧和留戀閉關鎖國時代的市場封閉和市場保護，不要讓那種只顧眼前利益而不注意長期發展的功利主義心理有生存的空間，不要讓狹隘的民族主義影響到中國電信行業的發展，不要讓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為一己之利去誤導國家的電信發展方向，中國才會培養出一批像華為那樣有理想有抱負有競爭力的企業。

　　全球第一個3G商用移動網是在2001年啟用的。而中國的3G牌照是2009年發放的。我們比日本晚了八年。全球第一個商用LTE網絡是在2009年投入商用的。而中國的4G牌照直到2014年才發。我們比美國和歐洲又晚了5年。為了TD-SCDMA我們等了這么多年，又花了那么多錢，我們學到了些什么呢？在未來電信發展的方向上我們會與國際大趨勢和主流保持同步嗎？這就要看中國政府怎樣去引導、協調和履行監管的職責了。